衡量萬物的尺度
科學迎戰文化敵手:
Facing Up-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
撰文/傅大為,清華大學歷史所,科技史組教授
書名:科學迎戰文化敵手
作者:溫伯格(StevenWeinberg)
譯者:李國偉
出版時間:2003年12月
出版公司:天下文化
在今天世界的大科學家中,溫伯格是很特出的一位。他好辯而文筆流暢,所以四處寫文章,與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論戰不斷。2001年哈佛出版了他與科學史家、科學哲學家、科技研究者的論辯,還有一般知識大眾演講的文集Facing Up: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,繁體中文本由深具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素養的數學教授李國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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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,本文簡稱此譯本為《迎戰》。
《迎戰》一書,收集了溫伯格15年來的演講、短文、評論與論戰共23篇,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,從科學的博雅教育、牛頓、伽利略、愛因斯坦、粒子物理的化約論、物理與歷史、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,到20世紀的物理學史、索卡的惡作劇(參見我的〈「兩種文化」的迷惑與終結〉,《當代》126期)、猶太復國主義等。我們常聽說,科學家只寫論文,很少寫書,但是溫伯格,論文不算,前後寫了八本書再加這本文集,充份展示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學養。
雖然論題廣泛,但《迎戰》一書的視野,相當反映了溫伯格做為一位活躍粒子物理學家的生命情境。在1979年與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分享物理諾貝爾獎,他創造了「電弱理論」,結合了兩種基本的自然力(電磁力與弱作用力),使得在整合宇宙四種基本力的大事業上,向前邁了一大步。正因為他自身參與、開創了20世紀粒子物理的躍進,使他對物理學的躍進有很深的經驗與使命感。所以,他一方面要替粒子物理在廣泛的科學界面前,為其聲望辯護,因為加速器的實驗經費,越來越膨脹。另一方面,他則要為粒子物理「尋找宇宙最終極的定律」這種20世紀的使命與價值而奮鬥,他積極批判科技研究中的社會建構論,還有一些他覺得莫名其妙的後現代主義、強綱領的科學社會學等。這些流行的科技研究理論所蘊含的認識論,與他一生所信奉「追求宇宙終極定律」的目的,彼此可能衝突。
在書中,他不只一次說,當終極理論最後完成時,「我們做為基本粒子物理學家的工作也即將就此終結,一切都變成了歷史。」
也正因為這種使命感,使他在面對與他科學發展觀點不合的其他看法時,溫伯格所持的態度,就好像是「我一生的工作,就是衡量萬物的尺度」。他常說「我親身參與了革命性的變革」、「我可以作證……」等等這些目擊者的優勢觀點來維護他的論點。客氣一點的話,他有時會說,他所親身經歷的那段20世紀物理學,是某某人所���科學發展史的反例
就以溫伯格的朋友,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(繁體中文本由遠流出版)一書的作者孔恩為例。孔恩說,因為過去所有有關自然的信念(從亞里斯多德、哥白尼,到牛頓),結果都出了錯,因此就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現在必然更能掌握宇宙圖像,或說更接近真理。孔恩又說,在科學革命之前的老典範,與科學革命後所建立的新典範,彼此之間不可共量。在新舊不同典範中工作的科學家,彼此無法了解、沒有共同的科學操作基礎。但是,親身參與粒子物理大躍進的溫伯格,當然反對。他說,許多從18、19世紀所發展出來的物理數學定律,如馬克士威式的電磁學、牛頓力學,特別還有量子力學,從發明到今天,沒有任何問題,它們「已經成為物理學理永存的一部份」。所以,大致從19世紀到今天,我們已經越來越接近真理,也許還有些細節的微調要做,如量子場論,但卻沒有亞里斯多德、托勒密、燃素說等犯那麼大錯誤的可能了。溫伯格很相信數學化、方程式化的物理學客觀性,說那是現代物理學「硬」的部份,它不會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、對解釋「為什麼那些方程式會有用」的改變而改變,而後者,是科學會隨著歷史改變的「軟」部份(255~6頁)。當科學史柔軟的部份除掉,剩下那朝向真理的骨架,溫伯格躊躇滿志地說,科學史就與文化無關,而成為永恆。
其實,溫伯格需要訴諸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說法:物理學到了牛頓之後,就已經進入成熟期,它穩定地逼近真理。而如布朗運動般盲動式的理論發展,那是牛頓以前才有的現象。前面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,基本上只適合科學成熟期之前的科學發展(不過,溫伯格倒是接受孔恩的「常態科學」可以描述20世紀基本粒子與宇宙論的發展史,見258~60頁)。
溫伯格這些說法,除了訴諸「我親自參與」的權威外,雖然雄辯滔滔,但卻很不精確,在歷史上的反例也很多。什麼算是一個科學的成熟期?量化、數學化嗎?我們知道,西方天文學,從古希臘歐多克索斯的同心球系統,到中世紀托勒密的周轉圓系統、16世紀的第谷系統,都相當數學化,但在天文學發展史中,還是一個取代一個,變化劇烈。溫伯格也知道,連牛頓自己討論力學的幾何學工具,後來也被拋棄了。更不用說,中國古代的數學、幾何系統等,源遠流長,但是一旦西學東漸,也都成為化石。那麼,溫伯格哪來的歷史靈光說,「你絕不需擔心它會變成錯的。只要科學存在一天,我們就會繼續教馬克士威的電磁學」?事實上,托勒密周轉圓系統在西方天文學中存在的時間,要遠比馬克士威方程式長。
Facing Up這書名取自第谷在丹麥文島上仰頭觀星的雕像。一位信誓旦旦以20世紀物理學為本位的大科學家,會取16世紀第谷的永恆姿態來命名(見序言),令人驚奇。溫伯格知道,第谷是被排除在近代科學神殿之外的。他說,因為第谷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說,所以第谷不是他的英雄。但是,這些都是17世紀大量新科學證據浮現後的判斷。如果我們回到16世紀,那個哥白尼與第谷的世紀,重新評價二人,說大科學家第谷的系統優於哥白尼的,那是很明顯的(可參考孔恩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一書)。做為20世紀的大科學家,溫伯格以20世紀為本位,那是可理解、可尊敬的,但是做為一般普通人、歷史學家或科技風險社會中的公民,在16、20,還有未來的24世紀,三個世紀之間,我們該選擇那個世紀為本位?或者該放棄對本位的執著,而回歸歷史的流動視野、還有日常生活的智慧?
最後,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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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頗為流暢。溫伯格談了不少粒子物理的細節,如何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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